从上地庙到绿树禅院

王振汉

我与士地庙结缘，不是儿时发热被妈妈带到庙里“叫”过，也不是因庙里“吴老爷”夜间出走，在大街小巷游荡的悚然传说，而是当我第一次跨人学校门，就进了这座庙的缘故。

从前，小镇上有两座土地庙，一座位于镇南，在通往寿圣寺（后改为大型粮库）的溱南路上；一座镇北，在绿树禅院西北100余米处。依其位置，乡人习惯叫着南土地庙和北土地庙。

1950年代初期，镇上的小学坐落在绿树院，一、二年级不在校内，而是设在北土地庙里。庙西侧“岳神龛”“你来了”的匾额旁边，立着的那尊头戴高帽、七孔流血，身穿孝服脚蹬草鞋、胳肢窝里夹了把纸伞的“吴老爷”早已不见踪影，供奉菩萨的房子全部改建成教室。

1954年初秋，我开始在这儿上学。土地庙小，新生像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，被关进笼子里。庙的门槛高，每天进出都要使劲跨越。教室狭窄，光线不好，不足30平方的天并，是我们课间活动场所。小学一年级有3个班，我在2班，班主任叫赵年官，脸庞圆圆的，个子不高，讲课声调也不高，教我们语文。那时还没有汉语拼音，课本上都是繁体字，第一堂课赵老师讲的是“来来来，上学去”。

那时候冬天很冷，雪后教室的屋檐下常常会挂满冻冻丁（冰凌），好长好长。有的同学家境好，从家里带来圆形的小铜炉子取暖、课间则显摆起来：掀开炉盖，把一只只白果放入炉内火灰里，过了一会儿，就听到噗噗的爆炸声，白果熟了，飘出诱人的香味。

在土地庙学习的时光是短暂的，到了三年级，我们就到绿树院校区上课。宛如小溪流人大河，我们对一都感到新鲜和畅快。绿树院原名绿树禅院，本是始建于五代的寺院。改造为学校后，操场大教室多、人气旺，特别是校园内那株千年老槐树，树型迥异，空洞的树干，斑驳的树皮，刻录着沧桑和刚毅。它的主干挺拔向上，支干斜卧在校园的围墙上，伸出墙外好远，像一位慈祥的老爷爷张开手臂，欢迎我们的到来。

三年级班主在换成了李彭珠老师，别看她是个女的，生得人高马大，少了女性的温柔、却多了凶悍、很多同学都被她用指头的关节“凿”（重重地敲）过“刮子”，我的额头也领受过。那时的不少家长都跟老师说过“犯嫌就打”的话，或许我们小时候太“皮”了、李老师的凶悍”也是“恨铁不成钢啊。

四年级，班主任是管跃霞老师，教我们语文，她温文尔雅，和蔼可亲。教算术的是徐振监老师，他的父亲是镇上有名的老中医徐子和，医术精湛，以“徐七爹”闻名遐迩。大书法家高二适与其相知较深，曾“赠诗以草法之”，题为《北归过秦潼奉赠子和先生》。注中尊称其为“徐七翁”，并以“知翁着手易成春”褒扬之。管、徐两位老师搭班子，一直教到我们小学毕业。

1959年暮春，五年级下学期，有2个同学离开了我们。一个是女同学，眼晴特有神，忽闪忽闪的，微笑总是挂在脸上，她叫方均秀，因脑膜炎去了天国；另一个是男同学，和我是同桌，白净的皮肤，浓浓的眉毛，他叫吴锡琪，听说随父母转学去了苏南，至今，我经常想起当年的那个小帅哥。

升人六年级后，3个班全部搬到学校最南端教室，靠近学校的大门口。教室正对着老槐树，且近在咫尺，早相见晚相望，目睹它一岁一枯荣的景致。

课余，我们在老槐树下嬉闹，踢毽子、跳绳、斗拐，还有跳白果、滚铁环，印象最深的是男生“挤赖子”(贴墙扩)，女生“拿姆儿”（在地上以手取小布袋或小石子）。

槐花盛开时，女同学用槐花枝编成花环，戴在头上，至今还记得唐梅英同学戴着花环，小清新的样子。

告别小学，1960年我们六(2)班有十多人考上初中，1963年4位同学（唐梅英、王佩霞、莫宏顺和我)考上只招一个班的高中，莫宏顺顶替父亲上班，3个同学读到高三。

而今，绿树禅院的老槐树上了邮票，我的小学上了新闻图片，上了央视，这些古朴典雅、入诗入画的景点，带来的是视觉的冲击和心灵的震撼。我惊呼：多么熟悉的图画，那是我读书的地方！我又一次吟诵孙乔年（清乾隆年间进士）写下的《绿院垂槐》诗：

频年四季勿衰倾，

绿叶纷垂伞盖成。

不仅游人堪玩赏，

熏蒸炎热好乘凉。

当我走进恢复旧制的绿树禅院，备感佛门的圣洁和肃静。不见旧时貌，不闻昔时音，取而代之的是香火缭绕、晨钟暮鼓，老槐树下飘带成了“红色瀑布”。还有那位从小出家，后做布厂工人，孤独一生、老了重入佛门的鲁净怀，被塑成了肉身菩萨，静静地坐在禅院里，让人唏嘘不已。唯一不变的，是那棵老槐树，生生不息，依然在默默地守望，似乎固守着千年不变的信念，它的坚韧和神奇让我景仰。

昔日寺庙香火断绝，佛旁书声琅琅。因为时代的缘故，我们这代人，多有在寺庙上学的经历，佛教的“因果”“向善”等理念从小潜入我们的心灵，或许因为这些，使得我们在日后“轰素烈烈”“史无前例”的“与人斗”运动中，能够保持一点做人的底线。

(长篇纪实文学作品集《1966年我们读高三》)